○覃煒明
社會組織是指政府部門和企業之外,以非營利為目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具有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分配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大特征。
在20世紀80年代,國外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組織開始呈蓬勃增長之勢,目前已覆蓋了社會服務、醫療健康、公共安全、教育和研究、環境與動物保護、文化藝術、體育競賽、扶貧和弱勢群體保護、宗教事務等非常廣泛的社會領域。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社會領域發生的最大變化莫過于社會組織的興起。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社會組織49.2萬個,同時,在各級民政部門備案的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和農村專業經濟協會有30萬個。
順德社會組織數量增加也很快,梁維東在年初黨代會透露順德社會組織首次突破1000家,比上年增加三成多。而佛山市2012年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2332個,數量位列全省第三、地級市之首。
探討社會組織的使命,必須根據我國現行的制度框架,結合順德社會的實際,根據社會組織特性,提出順德社會組織應該做什么和能夠做什么。我認為目前順德社會組織應該擔當“五大角色”完成其“組織社會“的使命。
一、傳播者角色——傳播慈善意識、志愿精神
慈善意識和志愿精神是社會組織得以生長的土壤、空氣和水分。一方面社會組織的最重要工作領域為慈善和志愿服務,如果離開了慈善與志愿服務,社會組織的價值和社會認同程度都會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的本身成長離不開慈善社會和志愿精神的支持,因為社會組織從事的很多工作都是市場不愿意做而政府雖然必須做,卻未必有能力做好的事情,社會組織完成這樣的使命就必須從人力到物力上得到慈善社會的支持和志愿服務支持,而如果沒有慈善精神和志愿精神的傳播,社會組織的發展道路一定會越走越難走。
與一些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現代公益事業還只能夠算是剛剛開始。以順德為例,改革開放這些年雖然造就了數以萬計的有錢人,但是真正熱心做公益慈善的老板實際上仍然是屈指可數。雖然中國文化中有助人為樂、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優良傳統,但大多數人卻仍然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
順德因為處在開放前沿,受到香港等融合文化影響,很多社會組織在傳播慈善精神和志愿精神方面都做得比較出色。可以說,目前在順德影響比較大的社會組織,往往都是在做傳播者角色做得比較好的機構。
二、伙伴角色——做政府有效管理社會的好伙伴
在西方,社會組織扮演的角色比較“獨立”,而我們的社會組織一直依附于政府,變成從屬關系,或者叫簡單的領導和被領導關系。實際上這兩種角色定位都不太適合順德更不適合中國現實。
因為西方的社會組織的“獨立”角色,源于他們的體制。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很多非政府組織(包括政黨、聯盟、行業協會、工會等)歷史悠久,有些組織甚至遠在民選政府之前已經存在,并且充當了民選政府的“助產士”角色,他們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大多數成熟的非政府組織的共同特征都是財政獨立、行業權威、依法運作和互相制衡。
探索社會組織建設一定要結合我國國情,特別作為一個準地級行政區,如果沒有得到充分的授權,離開了國情所有的“探索”都會變得毫無意義。
但我們應該清楚,社會組織的定位不應該是政府的附屬機構,也不應該成為一種單純的營利機構,它們應當成為社會各行各業中獨立的積極的自主力量,同時也依法成為政府施政的協同和平衡力量。
社會組織運行規則,有別于政府(只能夠滿足大多數)和市場(經濟效益為中心)的運行規則,它們的基本特點就是既依靠政府又不完全依賴于政府投入、有廣泛的社會資源參與,依靠多方資源保證了公益目標的實現。
社會組織和政府的“伙伴關系”,形成了社會治理的“第三部門組織”的重要力量,順德的社會組織應該根據順德發展的需要,承擔起參與社會管理的“第三種力量”的歷史使命,通過發揮自身在社會管理中專業、靈活、高效、貼近到可以一對一的服務優勢,為群眾服務,降低政府社會治理的風險。
三、推動者角色——推動資源分配更趨公平的“第三次分配”
通常認為,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里,分配社會財富的層次是:第一次分配講效率,它是通過市場,按照競爭性原則來進行的,這個分配原則雖然體現了效率公平,但是造成的結果是會出現貧富差距,乃至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這個看似合理的分配過程,實際帶來的社會傷害也是不可低估的。
于是,為了盡可能減少這個分配原則對社會的傷害,就得進行尋求公平的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通過政府,按強制性原則,以稅收和社會政策進行調節來縮小貧富差距。
但在事實上,為了使社會資源分配趨于公平,僅有這兩次分配還是不夠的,還得進行第三次分配,即通過社會按照志愿性原則進行公益捐贈,實行“富幫窮”。一個健康社會的良好的分配機制應該是:采取措施激勵第一次分配,協調第二次分配,推動第三次分配。社會組織就是推動第三次分配的直接操作人。
由于第三次分配不屬于“強制性“分配,所以推動這個分配的過程特別艱難,這實際也是社會組織最能夠體現工作成效的一項工作和使命。往往我們只關注了某一個機構某一個項目完成的資源指標如何如何,解決的實際困難如何如何(如某養老院籌集資金多少多少,解決養老床位幾多幾多),而忽略了項目資源指標和實際困難以外的深層社會問題。如推動慈善公益募捐,我們很少上升到“第三次分配”的認識高度,缺乏相應的研究特別是和分配理論的對接,很多機構對其中的社會意義顯然認識不足。
四、民主參與角色——成為順德民眾民主參與的重要形式
順德社會組織的民主參與角色,應該說是開始起步還遠遠沒有形成氣候。這個角色雖然屬于社會組織的使命,但是要實現這樣的使命需要制度框架的支持特別是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應有的尊重。
也就是說,社會組織并不能夠我想參與民主就參與民主,實現這個角色需要政府主動開門聽取意見。如政府制定一個公共政策,不妨聽聽有關這個公共政策的社會組織的意見。現在有些公共政策出臺,之前由行業協會先提出意見或者框架,成文后再由有關領域的決咨委員討論,這就是社會組織民主參與的最好實踐。
社會組織民主參與,最大的好處是通過社會組織的參與,可以減少公共政策閉門造車的失誤,加大公共政策的社會認受性。雖然這個角色有賴政府的開放態度,但社會組織的成員也要學會利用其它平臺,傳達聲音、表達觀點、影響決策。
五、激發社會活力角色——把社會組織建設成為一個創造大量機會的領域
在西方國家,社會組織是一個充滿就業機會的領域。以美國馬里蘭州為例,1999年,該州共有202635人在非營利部門工作,占該州總就業人口的85%,高于美國全國的平均水平。
順德社會組織目前就業的人數如何?可以肯定,和強大的經濟部門的就業人數來說,社會組織就業人數可能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正如一個鞋商到非洲沒有看到有人穿鞋,得出的判斷就是市場非常非常的大一樣,社會組織目前在順德方興未艾,可以留出大量的機會和想象空間。
當然,這個成長過程可能非常漫長,而且由于制度的限制、法律的缺位、、資金渠道的狹窄、監管體系的不到位,使得社會組織治理的諸多問題亟待解決,但是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工作角色,是一個為政府分憂解難,為社會創造機會的角色,使命光榮而又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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