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微明

　　有一句形容順德的話，相信大家很熟悉：“最好的農村，最差的城市！”很多人認為這句話在貶順德，也有人認為這句話在夸順德，但是我相信更多的順德人聽了這句話總會感到有些不是味道。

　　不過如果我們把這句話和順德改革聯系起來，特別是和順德為什么總是愿意并且能夠擔當廣東近幾十年來的改革先鋒的重任聯系起來，我發現其中應該有一些新的解讀。

　　先講最好的農村。在廣東，至少在珠三角，有一種觀點是，順德鄉下人有錢。一個香港的朋友和我說，無論從那個方向進入順德，都可以看到很多在香港都要算“大宅”的建筑，一打聽居然都是普通的農民的房子。他說，他不愿聽數字，但是相信直覺，順德人真的很有錢。他認為順德所以被廣東省作為歷次改革的試點，一個原因就是順德富裕。富裕的地方搞改革才有財力支撐和心理的承受力支持。他開玩笑，沒有錢搞不了改革，以大部制為例，一下合并那么多部門，換公章就要不少錢，搬辦公室也要不少錢，如果放在一個財力捉襟見肘的地方搞大部制，這樣一筆錢就會讓改革者頭痛了。在順德就不同，因為這里是農村中的“最好”，有足夠的財力支持，所以選擇順德做改革的試點，很多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

　　他認為順德因為是“最好的農村”，老百姓對改革的承受力也比較好，因為他們口袋里有錢，只要改革沒有動到他口袋里的錢，你搞什么改革他都能夠承受。有錢就有自信，沒有錢就會患得患失，相信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經歷。

　　我這位朋友的話很通俗，但是真的讓人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改革不但需要經濟支持，還需要老百姓的覺醒，（好像后邊這句話溫總理也是這么說的），從順德來說，因為經濟發展有了物質基礎，所以老百姓對改革有了一定的承受力，有了一定的覺醒，順德的改革才能夠往縱深方向推進。這就是“最好的農村”的力量。

　　再講最差的城市。最差的城市，本來是對順德城市建設還比較落后的一種批評。但是我看正是因為順德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城市，才讓順德有更多的接納改革的空間和覺醒。試想如果順德市一個非常成熟的城市，一個沉淀了幾千年幾百年城市文化的古城，改革能夠輕而易舉的切入其中嗎？城市特別是成熟的城市的居民，像北京，上海那樣的城市，居民的優越感強得很，你想要在他們眼下推動任何一項改革，阻力都會非常強大。同時一個成熟的城市形成的市民文化，往往都有一個特點——斤斤計較，要在一個斤斤計較的地方推動改革，阻力也必然很大。所以我想，為什么就是在佛山，順德、南海的改革能夠轟轟烈烈，而在禪城、高明、三水的步子相對要小些，就因為順德和南海，有經濟基礎，又有改變的動力。像禪城，一個古城，一個市民相對集中的地方，市民文化積淀深厚的地方，當然改變起來阻力要大大得多。而三水高明，經濟基礎差一些，改革就肯定步子要小一些。

　　我們分析順德的改革空間和改革動力，實際上就是分析順德改革的老百姓的“改革自覺”，我覺得順德因為是“最好的農村和最差的城市”，老百姓對改革不但支持大期望也大，我們的改革就不應該畏首畏尾。

　　說到這里，我倒是覺得政府推動改革的力度盡可以大一些，更具有實質性一些。比如對官員的財產公開，順德規劃是2013年才對新提拔的副科干部公開財產，但是據我估計今年“十八大”以后，中國反腐工作的第一炮很可能就是從公開官員財產這個點上求突破，估計要波及很多級別的官員。如果到時候順德還在做“新提拔副科公開”這樣的小打小鬧，恐怕這個“改革”就會讓人家貽笑大方。再看接受輿論監督的制度的建立，今天深圳就披露他們在行動了，而我們這方面還基本上沒有排上議事日程。

　　我認為，對權力的制約，怎么樣把權力裝在籠子里，我們區政府要在改革中帶一個好頭。最近我到一個單位參加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有個領導叫委員認清楚決咨委的關鍵詞，特別強調“咨詢”的意思，說是只聽意見，不一定全部接納。我就覺得這個領導強調這個意思就有些問題。為什么？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決咨委是向香港學習回來的，香港的很多決咨委，比如“交咨委”，他們對香港的士加價減價是有表決權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何鐘泰，先后在香港十幾個咨詢機構擔任委員，他親口告訴我，他擔任香港交通咨詢委員會主席期間，有一次處理18000輛的士要加“臺風附加費”“午夜附加費”事件，由于交咨委投票沒有通過，政府就不能夠批。他明確表示，香港政府決策一定要聽決策咨詢機構的意見。如果每次都只是“聽聽”，就是浪費委員的時間和智慧。中國社科院的唐鈞也和我說過一句“名言”：“決策咨詢,非誠勿擾”！

　　現在我們很多“決咨委”越來越不想出席政府的有關咨詢會議，決咨委怎么運作，好像也有些艱難。原因為什么？因為我們只是咨詢，可聽可不聽，作為一種改革的擺設。這樣只學了香港的皮毛，沒有學人家的實質的“改革”，當然會遭遇不少新問題。

　　所以我覺得順德改革，一定要有實質性的東西，敢動自己利益的改革，才有更多的改進空間，才能夠得到大家的更多認同和支持。

（編輯：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