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德城市網消息　兼職委員能多大程度代表民意？是否所有公共決策都納入咨詢？咨詢意見采納與否，有沒有標準？今日(5月16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刊發兩篇文章，高度關注順德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運行情況。

　　順德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簡稱決咨委）成立于2010年9月，當時開全國縣級市先河。8個月來，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圍繞順德區的多個重大決策展開討論，形成了建議、思路和想法，有的被直接吸收到正在制定的政策中，有的則作為參考意見送上區領導案頭。

　　作為基層科學決策一個范例，《人民日報》特意邀請了6位嘉賓就此開了一場“議事會”，并且在今日《人民日報》第14版“連線基層”頭條位置刊發議事會實錄《公共決策，智囊團能使多大勁》。

　　此外，《人民日報》還配發文章《決策咨詢，最好常態化》，專訪順德改革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之一、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科研部主任許耀桐。許耀桐就決咨委三個方面的突破做了介紹，他說：“第一，在公共事務、社會管理方面走專家路線，并配置了相應的組織平臺；第二，決策咨詢系統化，凡屬公共決策范圍的都可咨詢，而不局限于某一方面；第三，決策咨詢常態化，除了例行的座談會，還有專門的決策咨詢會，甚至一對一的約談，確保公共決策充分吸納專家意見。”

　　雖然如此，但也存在不少問題，許耀桐指出，目前決咨委同各成員的聯系還比較松散，“也許本地的專家參與會更多一些。另外，盡管順德規定了決策咨詢反饋制度，但我很少收到情況反饋。例如，他們把“十二五”規劃發給我看，我估計很多委員都提了意見，他們應該通報一下，包括委員提的意見采納的情況，使各位委員心中有數。至于征集民意，我也還沒有接到這樣的咨詢。”

　　對此，許耀桐表示理解，“決咨委能發揮多大作用，關鍵要看順德的決策者和全體市民的公共意識達到什么水平。要達到香港那種普遍地在決策前廣泛進行咨詢的水平，決非一夕之功可成。”
　
　　全文如下：
　

參與嘉賓

　　及莉（女）：順德區委決策咨詢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李允冠：順德區委決策咨詢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葉中平：廣東寶麗雅公司老板、順德區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陳志斌：順德區本原小學校長、區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何勁和：佛山市委黨校副校長、區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吳羽松：順德區樂從鎮居民

新聞故事

　　不久前，位于廣東佛山市順德區的國和盛文教辦公用品有限公司的老板陳修和給順德區委、區政府提了個意見。原來，順德區委、區政府起草的一份有關高層次人才引進培養的政策初稿里，采用“創造的價值、納稅多少”來界定高層次人才。“人才是多方位的，不應該單純用經濟效益衡量人才，而應把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杰出人士都吸納進去。”

　　陳修和的意見獲得了負責制定該政策的順德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區委決策咨詢和政策研究室等部門的采納。目前，這份政策文件正在緊鑼密鼓的修改當中；此外，對另外一些無法在同一份文件里落實的意見，有關單位還在加緊協商。

　　2010年9月，在大部制改革一年后，順德又在全國縣級地區率先成立“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簡稱決咨委），對全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策略、公共政策和措施的制定、重要項目安排以及其他公共事務、議題進行咨詢、論證，提出政策創議；收集、反饋和分析社情民意。委員會還可以根據區委、區政府的委托，對重大事項和突出問題組織課題研究，提交研究報告。

　　8個月來，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圍繞順德區的多個重大決策展開討論，形成了建議、思路和想法，有的被直接吸收到正在制定的政策中，有的則作為參考意見送上區領導案頭。

　　目前，順德下屬10個鎮、街中，有7個建立了公共決策咨詢委員會，區屬不少部門也建立了專業咨詢機構。順德還研究在村和社區建立咨詢機構，在全區建立層次合理、結構完整、功能適當的決策咨詢體系，在發展咨詢型民主方面先行一步。

議題①：兼職委員能多大程度代表民意？

　　李允冠：從委員的構成來說，48名委員中有17人來自順德本土企業，其余20人來自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學術機構。2/3來自順德本地，1/3來自廣州、北京和香港等地，被分成5個界別。應該說，這些委員都經過我們的嚴格挑選，很多都來自一線。

　　吳羽松：但我看了一下，委員中，25人為企業或行業精英，只有3人來自本地基層社區。不少像我一樣的普通市民擔心，“精英委員”代表的民意是否偏窄，最后都是為精英階層講話。

　　李允冠：之所以選擇各領域的精英，是因為考慮到他們有較強的議政能力、責任心和公共事務參與意愿。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發現他們并非只代表自己的利益。比如那個高層次人才咨詢會，不少企業家都提出要加大力度引進藍領工人這樣的技術人才。

　　吳羽松：公共政策要考慮弱勢群體聲音。就順德的決咨委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在于進行決策審定時，能否從制度方面進行設計，將那些裹挾個人和群體的意見屏蔽掉。比如，建立更廣泛吸納民意的渠道，發揮媒體監督和網絡作用。這些技術手段完全可以解決以上問題。

　　及莉：我們有三點制度設計，避免階層利益代替公共意志：第一，委員的選擇體現多樣性，來自各行各業；第二，每次討論會、咨詢會上，委員們充分交流、碰撞，最后使意見趨于公意；第三，決策咨詢委員會只是提出意見、建議的“參謀”，最終還要有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紀委組成的聯席會議來決策。此外，決策咨詢委員會并非唯一的吸納民智的渠道，而只是其中一環。我們的很多公共政策并非只征詢他們的意見，還通過公開征求意見、開聽證會等形式，大量征求普通群眾的意見。

議題②：是否所有公共決策都納入咨詢？

　　吳羽松：我們普通市民更關心的是，決策咨詢委員會發揮作用，有沒有程序性的保障。是否是，這個領導喜歡，就多咨詢點；換個領導不“感冒”，就束之高閣？那就起不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作用了。

　　及莉：我們的決策制度中規定，決策咨詢誰也繞不開。但目前這個咨詢的方式很多，對象也很多，但不可能所有公共決策都納入委員會視野，主要是重大公共決策。至于哪些算重大公共決策，哪些問題要提交委員會討論，每次會邀請多少委員來參加，都視具體情況而定。實際操作中，對委員會的“使用”，大大超過預期。例如，原先規定委員會采用的是雙月制和季會制的會議制度，但半年多時間，我們總共已開了17次咨詢會，最多時1個月開5次。每次參會人數，多的時候十幾人，也有只請幾名委員的情況。

　　李允冠：我們還有直接訪談、書面征詢、專題購買服務等方式，確保該制度正常運行。我們有一個OA系統，一些不用開會的公共決策，隨時隨地發上去，委員隨時隨地提意見。還有省里和省外一些專家學者，主要是通過讓他們承擔研究課題的方式，給我們提供一些宏觀性的、方向性的意見。

　　陳志斌：雖然不是所有公共決策都要征求我們的意見，但我感覺征求委員意見的情況越來越多了，形式越來越多樣。他們（指區決策咨詢和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經常“騷擾”我們，OA里每周都有好幾次要我們提意見的話題；我參加咨詢會也有3—4次了。

　　葉中平：實際上，除了純粹的咨詢功能外，委員會還有另一重不應該被忽視的功能，就是減小社會阻力，化解改革風險。香港有600多個咨詢委員會，很多時候參與的程序和形式，遠遠比結果更重要。決策者在面對改革的不確定的結果時，必須要通過這種形式來與社會溝通，獲得理解。所以吸納民意，其實是未來政府施政的內在需求。

　　及莉：目前，決策咨詢委員會剛運作半年，很多制度方面的東西，我們還在探索，所以急于納入決策程序環節，還為時過早。我們打算到一周年時，回過頭去仔細檢視一遍，看看該如何給它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

議題③：咨詢意見采納與否，有沒有標準？

　　吳羽松：誰來評判決策咨詢意見是否合理，是否應該被采納，這是順德整個決策咨詢構架中留下空白最多的地方。

　　我們都非常關心委員會的正確意見能否得到及時采納，一些可能出現的“餿主意”，會不會反而成為“香餑餑”。

　　及莉：至于哪些意見該采納，很難制定標準，還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對于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和政策有關職能部門充分商討。其中有一些會吸收到正在制定的政策中；還有一些有價值的，不能在同一份文件中體現，我們會在制定其他政策時加以考慮；第三種就是歸納整理起來，一起送交區領導班子做決策參考，采不采納，由他們考慮。

　　實踐中，有價值的意見還是很容易得到公認并被采納的。

　　葉中平：去年10月，《促進工業設計產業發展》中提出每年投入960多萬元資金引導扶持企業加強工業設計，但對中小企業的考慮不是很充分。

　　決策咨詢會上，我提出來，“如果這樣的政策執行一年，一年后再來審視，我猜測，絕大多數都被大企業拿去了。事實上，這些錢對大企業作用并不大。在香港，這樣的扶持資金，一定會明確規定是給中小企業的。應該規定中小企業在總量中的比例；同時，還要規定每個企業應該拿到的上限。”后來，最終文件采納了我的建議。

　　何勁和：我覺得除了咨詢意見，委員會還應該多一項重要的職能——“監督”，這是相當重要的。如果多了一層監督，委員反饋上來的意見，可以反過來監督政府有沒有聽取意見，有沒有真正做到事前咨詢。

（編輯：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