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倫教自開展“三打兩建”工作以來，積極發動社會參與，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其中，倫教派出所根據群眾舉報，成功破獲一件魚塘串通投標及敲詐勒索的案件。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擔心受到打擊報復，許多群眾對此類案件不敢舉報、作證，造成公安機關收集證據難；還有一些群眾原本也是受害者，但卻利令智昏，與脅迫者結成所謂“利益共同體”，共同串通投標，損害集體利益，自己未得到多少好處，反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得不償失。
操縱投標每畝收300元“茶水費”
　　2012年4月26日，倫教派出所接群眾舉報稱，2011年6月倫教羊額股份社投包魚塘期間，有一名何姓男子以“幫”其舉牌投得魚塘為由，敲詐勒索18000元人民幣。經辦案民警的初步走訪調查，群眾反映情況基本屬實。
　　該案引起了順德區和倫教街道等有關領導的重視，并由佛山市委常委、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順德區副區長、公安局局長盧志雄和倫教街道黨工委書記李梓文進行三級包案。順德區刑警大隊和倫教派出所抽調精干警力組成專案組，對此案展開偵查。
　　經艱苦、縝密的偵查，派出所基本掌握了何某的犯罪事實。2011年6月，倫教街道羊額股份社向社會公示將舉行魚塘投標，公開投標的底價是每畝每年3500元，投包期5年。犯罪嫌疑人何某獲悉后，想方設法壟斷投標，村民想要承包魚塘就必須找他，只有通過他才能投得魚塘。
　　隨后，何某組織一些村民分別到其住宅、魚棚內以及倫教某飯店，商談如何串通投塘事宜。何某自稱有辦法能使股份社降低底標價，只要參與串通者開投當天不要下標，事后自然就能以3000元的價格投得想要的魚塘。但何某同時要求，投塘成功后，要按每年每畝300元一次性收取“茶水費”。
　　此后，何某經常組織同伙到羊額股份社內聚集、吵鬧，并打砸股份社財物，并與同伙攜帶砍刀到羊額村委會門口，以示恐嚇。在公開投標的前一天晚上，何某還與同伙誘騙羊額股份社的工作人員，到倫教某飯店談魚塘投包一事，以威脅恐嚇等手段，迫使股份社降低底標價。
　　2011年6月15日上午九時許，羊額股份社進行魚塘投標，何某與一些村民以每畝3500元的底標價太高，以及股份社理事長不在場為由，均不下標，致使該場投標擱置。
　　2011年6月20日，羊額股份社以每畝3000元的底標價重新投包。何某在現場拿了部分塘主的號牌，控制了一定數量的叫價權；又由于投標前何某了解村民想要的魚塘，所以每到一個魚塘，何某就舉牌喊底價，村民們由于害怕都不敢下標與其競爭，之前與其商談好的村民放標后順利以每畝3000元的底價投得魚塘。
　　事后，何某按每畝300元的“標準”，共收取村民14萬余元的“茶水費”，大發“投標財”；而羊額股份社在此次投標中則損失230多萬元，全體股東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在掌握何某等人犯罪事實后，2012年5月9日、11日、15日，公安機關分別將何某等6人抓捕歸案。

收集完整證據鏈擊潰“零口供”
　　“在對何某進行抓捕后，主犯何某態度仍較為囂張，拒不供認其串通投標及敲詐勒索的行為。”辦案民警周警官告訴記者，犯罪嫌疑人何某數年前曾涉嫌非法拘禁，后因證據不足無法定罪；2011年4月曾因吸毒問題進了戒毒所，是當地有名的一個“刺頭”，村民都怕他。
　　在這次案件中，何某仍然以為只要自己不認罪，公安機關就沒有證據，也就拿他沒辦法。周警官告訴記者，辦案初期最難的就是搜集證據，這也是此類案件共同的難點。
　　據周警官介紹，在珠三角地區，一些農村也存在類似灰色勢力介入魚塘投標的案例，警方對此也有所察覺。但由于許多村民害怕遭受打擊報復，沒有村民敢進行報案，更不要說站出來作證。
　　“沒有事主報案，警方也難以立案。如果沒有證據，即使當時將嫌犯抓捕，最后也因證據不足只能放人。”周警官告訴記者，如果抓了嫌犯又將其放出來，對于警方、甚至政府的威信將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如果嫌犯再故意散布謠言，稱自己有關系，被抓了也能放出來，群眾信以為真，對其就更是敢怒不敢言，也將更使其飛揚跋扈、無所顧忌了。
　　在此案中，盡管何某等嫌犯已抓捕歸案，但舉報人仍然心有顧慮，不肯出來指證，而股份社也因為種種原因，不敢配合警方搜集證據，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為了說服舉報人作證，我們對其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據周警官介紹，在辦案民警多次上門作動員，苦口婆心地勸說，在多次表達警方打擊黑惡勢力的決心之后，舉報人終于肯作證。經過專案組成員多日連續加班加點，警方收集了一系列證據，盡管何某仍是“零口供”，拒不認罪，但現有的證據鏈足夠證明何某串通投標魚塘及敲詐勒索的犯罪事實。

一些村民結成“利益共同體”
　　在辦案中，警方也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何某用威脅、恐嚇的手段串通魚塘投標，一些村民原本是受害者，但隨著案件的發展，這些村民反與何某結成“利益共同體”，最終淪為幫兇。
　　在何某的串通下，一些村民在投標時不舉牌，致使羊額股份社第一場投標擱置，被迫將底標價定為每畝3000元；而在第二場投標時，這些村民繼續串通一氣，最后與何某達成協議的村民順利以3000元底價投得魚塘。
　　據周警官介紹，如果是按照正常公平、公正的投標，這些魚塘很可能投標至四五千元。在何某等人的串通下，一些村民以每畝3000元的底價投得魚塘，加上每畝300元的“茶水費”，這部分村民實際只需要每畝3300元就可以投到魚塘。何某和串通投標的村民得到了好處，股份社卻因此虧損230多萬元，最終利益受損的是羊額村廣大股東。
　　廣東南國德賽律師事務所律師奚楨告訴記者，判斷這些村民是否構成串通投標罪，主要看是否屬于以下行為之一：1.投標人之間有沒有相互串通投標；2.投標者與招標者是否串通投標。如果行為符合，還要看違法情節是否嚴重。在本案中，一些村民與何某串通投標，以每畝3000元的底價投到魚塘，造成股份社損失了230多萬元，這些村民既存在不法行為，違法情節看來也比較嚴重，公安機關對相關村民采取強制措施并無不妥。
　　奚楨說，如果在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偵查、審查案件過程中，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受到脅迫，并非自愿為之的，或者存在其他刑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不構成串通投標罪；但村民如果在開始時受到脅迫，此后因有利可圖而主動參與、故意為之，則有可能構成犯罪。
　　對于已經“失足”的犯罪嫌疑人，奚楨建議他們積極退賠，爭取立功來減輕對自己的刑罰。“從這個案例中，一些村民從受害者變成‘利益共同體’，最終受到法律制裁，反映出一些村民法律意識淡薄。村民在受到此類威脅恐嚇時，應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倫教街道黨工委副書記盧德全告訴記者，在下階段，對于“三打”對象的違法行為，倫教將堅決依法予以打擊，實行“頂格處理”；與此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讓群眾了解政府的決心和力度，發動全社會共同參與。

各方聲音

羊額村村民黃先生：
村民利益得到了保證
　　“這幫人早就應該抓了。”說起村里串通投包魚塘的事，黃先生頗為激動。此前，他和其它村民一樣對于這樣的事情深惡痛絕，雖然沒有參與投標，但是像黃先生這樣的普通村民也會遭受到恐嚇，“讓我們別出聲，否則就打擊報復。我們普通村民哪惹得起這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們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想參加投包魚塘養魚賺點錢更是顧慮重重。
　　但是村民的怨言顯然不止這些，黃先生說村民聚在一起閑話家常的時候也時常會討論起相關的事情，從中他知道由于這伙人壟斷了魚塘投包，讓村里的魚塘幾乎都只能用底價投出去，股份社收益下降，分到村民手中的紅利自然也就少了，“聽說這次‘三打兩建’行動抓到了人，也算是給我們村民出了一口惡氣，起碼我們村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侵害了！”

投包了魚塘的羊額村民何先生：
投包魚塘不再受威脅
　　聽說最近倫教開展“三打兩建”行動打掉了串通投包魚塘的團伙，羊額村民何先生表示大快人心，“真是聽到都覺得高興，終于打擊到這些人了，我們投包魚塘也不會再受他們的威脅。”
　　何先生介紹，他在羊額村投包了幾十畝魚塘，因為有這些串通投包的人存在，這些年他心里很是不安穩，“雖然這伙人沒來找我，但還是擔心他們會在背后找我麻煩，我的血汗錢都投進去了，一不小心就血本無歸了呀！”
　　除了擔心打擊報復，何先生同樣擔心自己成功投得魚塘村民會懷疑他參與了串通投包，他就曾看見給過“茶水費”的村民被人在背后指指點點，“人家懷疑你參與了你也說不清楚，心里很自然會有壓力。”
　　“三打兩建”行動成功打掉村里的魚塘串通投包案，讓何先生覺得心里安定了很多，“以后魚塘投包會公平公正得多，我們這些依靠魚塘謀生的村民也不用提心吊膽了。”

羊額村工作人員何先生：
收入減少
讓股份社形象下降
　　“到目前為止，串通投包魚塘給股份社造成的損失已經達到200多萬元！”羊額村一位工作人員介紹，由于受到壟斷投包，導致村里的魚塘只能以底價投出去，一投就是好幾年，幾年的差價算下來往往是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股份社收入受損的直接影響是村民的分紅減少，“表面看是錢分少了，往深里看是股份社在村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下降！”何先生說，股份社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股東服務”，但是分紅受損讓村民對股份社產生了不信任的情緒，長遠來說對于村務的開展也有不利的影響。
　　鑒于以上種種影響，聽說這次“三打兩建”行動成功打擊了村里的魚塘串通投包案，何先生心里異常高興，“希望這樣的行動繼續下去，對‘漁霸’之類的不法分子造成震懾作用，讓他們不敢再犯案！”何先生表示，希望政府接下來能夠指導他們，制定更加嚴密的魚塘投包方案，讓魚塘投包更加公平公正，在保證村民利益的同時，也將不法分子拒之門外。

評論
本是受害者為何成幫兇？
臨 風
　　有句俗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近日，倫教開展“三打兩建”工作，倫教派出所根據群眾舉報成功破獲一件串通實施魚塘投標及敲詐勒索案件。令人唏噓的是，在抓捕的數名涉嫌串通投標的案犯中，他們原本是受到恐嚇威脅的受害者，最終與主犯何某結成“利益共同體”，淪為幫兇。他們既是可憐人，但卻自己分不清是非，變成了可恨之人。
　　這些受害者變成幫兇，大多是因為利益問題。在何某的串通下，這些村民以每畝3000元的底價投得原本需要四五千才能拿下的魚塘，即使加上每畝300元的“茶水費”，但還是有“著數”。這些村民心里算了一筆賬，自然半推半就，結成“利益共同體”，從最初的受害者變成了同謀共犯。
　　這些村民并沒有意識到，這個看似對其短期有利的行為，其實極大的損害了其自身利益。拋開股份社遭受損失，廣大股東利益受損不說，這些村民還付出了極大的違法成本：一旦被公安機關查獲，當事者很可能偷雞不成蝕把米，涉嫌串通投標者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并且，“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參與串通投標的人，都是羊額本村村民，每天與其他群眾“抬頭不見低頭見”，由于出于私心，損害鄉親利益，每天會被鄉親“篤背脊”，在鄉里也抬不起頭，長時間無誠信、無尊嚴、無面子，精神不會愉快。
　　更為重要的是，魚塘作為一種稀缺的生產資源，原本是通過公開競標來確定魚塘使用權的歸屬。一些村民即使沒有得到心儀的魚塘，但程序的公平讓人無話可說。
　　而何某的串通投標行為，使其從公開競標變成暗箱操作，想要投包哪塊魚塘必須私下和他達成協議。在短期看，極少數村民得到了自己想要投包的魚塘。但從長遠來看，這種隱蔽的暗箱操作方式，必然導致魚塘分配秩序的混亂和崩潰，并影響到魚塘正常的生產，最終損害的仍然是投包魚塘村民的利益。
　　再加上一些村民害怕遭受打擊報復，敢怒不敢言，不敢報案也不敢作證，這種行為也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種默認和放縱，也屬于一種“幫兇”。
　　我們也需要理解群眾對此類問題存在一些擔憂和顧慮，對此政府必須更為積極地展現“三打兩建”工作的決心和勇氣，打消群眾的擔憂和顧慮，讓群眾、社會、媒體參與進來，形成群眾監督、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在震懾犯罪分子的同時，也對一些“幫兇”行為進行警醒。

（編輯：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