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最近一段時間，從宏觀數字上和企業層面的感覺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越來越困難。為什么在2009年的強勁反彈后，經濟這么快就失去了增長的動力？ 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我們需要怎樣去應對？這是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告別舊模式

　　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來自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經濟的下行主要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規的經濟景氣循環三年繁榮，三年平平，然后一、兩年的衰退，再進入下一個繁榮期?，F在的中國經濟可不是這樣簡單的周期波動，不要以為熬個一年半載的就可以自動恢復，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集中爆發，就像病菌不斷繁衍，超過了人體免疫系統能夠抵御的臨界點，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經濟增長的驟然減速是外因造成的，實際上外需的萎縮只是誘發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系統性的和體制性的，宏觀政策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無論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經濟都不可能復蘇，只有當重啟改革時，我們才能看到希望，因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轉變增長模式，才能改正日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它的潛力已被耗盡，強弩之末，不透魯縞，這就是我們面前的尷尬現狀。為什么說是強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時間，我今天只講兩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有兩大基礎，第一是企業的低成本擴張，第二是巨大的市場需求。

　　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低成本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優勢。由于成本低，企業可以在迅速擴張的同時獲得可觀的盈利，再用利潤去投資，進入新一輪的擴張。從宏觀層面上看，企業的低成本擴張可以吸收從農業轉移過來的富余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保證社會的穩定。

　　第二個基礎是巨大的市場需求，起碼是足夠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資所形成的產能。如果企業僅僅是高投資、低成本地進行擴張，找不到相應的市場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資就無法回收，企業發生虧損。如果投資資金來自銀行貸款，企業的虧損就會轉化為銀行壞賬。在過去的十年間，企業之擴張速度如此之快，投資增長速度如此之高，產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沒有出現過剩產能的問題，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銀行壞賬，就是因為還可以找到尚未飽和的市場，看上去似乎是無窮大的市場需求支持了企業的低成本擴張，支持了投資的高速增長。

　　現在這兩個基礎都不存在了，或者更準確一點講，這兩大基礎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快都將不復存在。沒有了這兩個基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就無法持續，若不轉變增長模式，經濟將不可避免地繼續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擴張

　　成本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這樣幾類：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境成本、以及技術成本，這些成本都出現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國內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都跟不上了，我們不得不在海外市場采購原材料，從海外進口能源，特別是石油，原油進口超過了國內消費的50%。石油、鐵礦石、糧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進口量大，現在中國需求已成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兩大推動力量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貨幣供應。凡是中國經濟傳出好消息，經濟增長速度高的時候，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定漲。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國人買什么，什么就漲；中國人賣什么，什么就跌。

　　中國需求足以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于是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中國經濟要保持高增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一定會繼續上漲。最近大宗商品價格為什么回落？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原油價格下來了，鐵礦石價格也下來了。

　　自從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依靠國際市場來滿足對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就上了一個歷史新臺階，價格將來會波動、回落，但是已無法回落到中國加入WTO之前那樣的水平。我們的企業將面對總體趨勢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因為中國的需求實在太大了，不僅國內供應無法滿足，連世界都感到難以滿足。

　　第二，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隨著經濟的增長，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也呈現趨勢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講勞動力成本，首先要介紹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劉易斯拐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早期工業化的進程中，可以從農村吸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力可以使企業迅速地積累資本，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企業的利潤就比較高，利潤積累轉變成資本，完成一個國家工業化。等到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向工商業的轉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勢就會發生根本的改變。鄉村廉價勞動力供應接近枯竭，“劉易斯拐點”就到來了，今后工業、商業、城鎮經濟要發展，就要在城鎮地區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為優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國是否已經到了甚至過了“劉易斯拐點”，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勞動力成本將擺脫緩慢上升的長期趨勢線，呈現出加速上升的勢頭，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計劃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勞動力變得更加緊缺，每家一個孩子的政策人為降低了青壯年勞動力的供應，“劉易斯拐點”因計劃生育政策而提前到來。最近有很多學者在呼吁，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我非常贊成。但是計生委不同意，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還要計生委干什么？如果沒有計生委，多少人要失業！超生罰款的收入也沒有了?，F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礙著政策的調整，阻礙著制度的改革。

　　社會問題是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們知道沿海地區招工難，提高工資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歲以上的，少有20-30多歲的工人。為什么？因為農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過他們父輩那樣的生活。中國的流動人口有2.3億，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數不超過2次，夫妻分離，父母和子女分離，他們沒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農村老弱病殘留守。

　　過去60年的經濟建設，前30年靠工農業“剪刀差”，剝奪農民，積累工業化所需的原始資本。后30年靠農民工，靠農民工犧牲他們的正常生活。我們欠中國農民的實在太多了?，F在農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過他們父輩的生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沒有廉價勞動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擴張的模式碰上了無法克服的障礙。

　　第三項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了，土地的價格越來越高。

　　土地成本持續上漲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暫且不論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內看不到改變的跡象，只要現有的體制不變，土地價格以及大家非常關心的房價就會繼續上漲。無論對個人還是對企業來說，毫無疑問都是成本的增加。

　　為什么土地成本會繼續上漲呢？原因在供給這一方。政府壟斷了一級市場，“18億畝紅線”不許碰，再加上土地財政，造成了土地供應的剛性，供給不能隨著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價格上漲就是必然的結果。需求來自于哪里？城鎮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國的城鎮化遠未結束，無論是商業用途還是居住，都需要開發更多的土地。隨著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資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給跟不上的話，價格當然還會上漲。

　　我經常講一句話，中國的樓價和地價不應該這么高，但是還會更高。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應然問題和實然問題。應然講的是應該怎樣，實然說的是實際上會怎樣。中國國土面積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這么多，農業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蓋房子，而且蓋樓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價和房價本來不應該這么高。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土地供應被人為地壓縮，地價和房價還會更高。

　　第四項是不斷增加的環境成本。環境成本曾經是無形的或隱性的，現在正在很快地顯性化。過去企業投資擴張，可以忽略環境成本，現在不行了。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訴我們，民眾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極限。從廈門、大連開始，到最近的什邡、啟東，給了我們非常清晰的信號：以犧牲環境和民眾的健康為代價來追求GDP，這條路走不下去了。環境成本過去由民眾來承擔，民眾權利意識的興起使這項隱性成本迅速顯性化，現在要由企業和政府來承擔，起碼是分擔。

　　我想再強調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幾項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隨著經濟周期的波動而發生波動，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這一段高價過去之后，會有一個低價時期的到來，不會有的，企業不能再靠低成本進行擴張。

（編輯：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