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遠清

年桔生產管理

　　陳村的花卉經濟可謂源遠流長，其種植面積在明清期間曾有過起伏。在20世紀，陳村花卉經濟的發展曾兩度受阻，其一是抗戰時期，另一次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兩個特殊時期里，陳村人未能大張旗鼓地以花為業，但仍未完全中斷對花卉的熱愛，部分人家還在自家屋角邊陽臺上少量養花。此舉使得陳村原有的花卉品種得以保存下來，也是改革開放后陳村花卉能夠迅速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國初期，陳村花卉業出現興旺景象。花農為了獲得白銀、完租納賦，從單一水稻生產，轉為因地制宜種植花卉。因多數果樹遇水患不枯，水退后仍能復生如故，因此當地花農多種植荔枝、龍眼、柑桔、時花，培育樹苗。花卉苗的面積不斷擴大發展，品種更多。當地花農培育的米仔蘭、桂花、玉蘭、四季桔以及盆景樹樁等遠銷上海，天津、福建、漢口及香港等地。根據文獻記錄，花販成群結隊到此以船只將花卉運往廣州及附近州府，“漁舟曲折只穿花”、“村前彌望皆為花”及“船頭花影垂垂簇”正是當年陳村花卉業興盛的真實寫照。其中的龍眼、荔枝屬季節性果品，銷售期受限，故促成家庭式干果焙烘加工業的出現。

　　20世紀30年代早期，因日本廉價的真絲、人造絲的紡織品占據了南洋西洋的市場并向中國傾銷，導致陳村生絲和絲織業凋零。種桑、養蠶無法取得原有的收益，當地人紛紛棄桑改植收益快的水稻、香蕉、果蔬等作物。果蔬生產周期短，收獲可輕易運到陳村果欄出售。當地商販在陳村大批量采購水果，并轉運廣州與港澳市場。當然，并不是所有基塘都可以改植甘蔗、香蕉和果蔬，地勢較低的，只能種植水稻或者花卉。但花卉的種植面積很少，只起到一種保本護種的作用。這一時期，陳村以釀酒業、錫箱業、果木業為支柱產業的地方經濟逐漸發展起來，不久就成為一個工商業發達、文化繁榮的市鎮。此時花卉生產在陳村鎮經濟中比重有所下降，但花農種植花卉的熱情有所回升。跟周邊地區相比，此時花卉種植成了陳村鎮的特色產業。僅陳村年產盆花數萬，有桂花、茉莉、金桔、四季桔等600多個品種。

　　弼教花卉的發展為陳村花卉業這一歷史時期的一個縮影，在陳村花卉種植有很大的代表性。明清時代，弼教的花卉種植在周邊地區很出名，已成為聞名海內外的花村。如二戰日本人侵占之前，陳村在國外的僑民寫信回弼教，地址上只要寫上“中國廣東省花村XXX”，信件就能送達陳村收信人手中。這與陳村花卉的量大質優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有必然的聯系，也與陳村花卉師傅數量眾多、技術過硬而獲得好聲譽有直接關系。陳村弼教村民很早就熟練地掌握了各種花卉繁殖接駁技術，廣州各地的種花師傅也以弼教人居多，故當地民間有“先有弼教，后有花地（即今廣州花地）”之說。相傳這里的綠水嬌花吸引了仙人來訪，留下了渺渺仙氣。弼教村人沾了仙氣，育出的花卉當然就與眾不同。

　　20世紀30年代，弼教就有140多戶經營花卉，有128個花園。每年種植花卉面積達百余畝，盆花數量達萬盆，而且基圍30公尺之外也遍植米仔蘭。全弼教村年產鮮花35萬至50萬斤。花開時節，香飄數里。這一階段，花卉種類以米蘭、玉蘭、桂蘭、茉莉花、四季桔、金桔和盆景為主。買賣方式也更為靈活，既可購買，也可租賃。產品除滿足當地需求外，還遠銷閩、蘇、浙、滬、津、鄂和香港等地。不少陳村花農都親自把花賣到廣州、中山石岐，平時在廣州賣到酒樓的居多。當時廣州各大商家日常所用花卉皆為弼教花場供應，而款項則在年尾結清。當時廣州人稱弼教花農為“弼教工”，其形象一般為腳穿拖鞋、頭戴破草帽。他們到廣州收花卉款時，都會被不明真相的服務員當作乞丐而拒之門外。事實上，這些常年給當時廣州各大商家專供花卉的花商，都是依靠種花而先富起來的農民。
1938年的一個夜間，本來前往廣州進行轟炸的日軍飛機，把燈火輝煌的陳村誤以為是廣州而實施了狂轟濫炸。很快，陳村淪為敵偽統治，商賈遠離陳村逃難。隨著戰爭硝煙的彌漫，陳村百業蕭條，花卉業陷入了低谷。全鎮人口從15萬降至8千人，花圃差不多全部被毀或改種雜糧。花農開耕，卻缺乏資本，典當借貸無門，導致大量田地無人種植而丟荒。花卉種植跌到歷史最低點。至抗戰勝利時，陳村僅剩十六七家花果園。即使種花最多的弼教村，到1948年也才恢復到20多家花圃。日寇無條件投降之后，陳村光復，大部分農民經營水稻、甘蔗、魚塘、花卉、果蔬，小部分種植蠶桑及經營繅絲之業。1949年的重大天災中，陳村出現了閘塌和圍崩。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死不少人畜，大量花棚房屋倒塌，農作物盡毀。為了擺脫饑餓的威脅，陳村農民都紛紛外逃他鄉，其中不少逃難到港澳地區。登洲、大都、弼教、石洲受災最為嚴重，逃難人口最多。90%的土地集中在10%的人手中，即使留在陳村的花農也很難大規模從事花卉種植。

　　1949年后，順德成立了花卉苗圃場，生產花卉出口創匯，花卉生產有所恢復。但由于“左”的思想影響，花卉種植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陳村地區花卉生產發展緩慢，時種時停，也就談不上擴大生產規模。從事花卉種植的花農極少，如陳村1951年7月至1952年11月核查登記在冊的416家商戶中，僅有3戶從事花卉種苗業養護。花農主要采取分散經營的方式，如弼教村，合作化前有42個花圃。合作化后，組合成一個大花園，擁有社員近百人，種植花卉8萬多盆，綠化樹苗10余萬株。

　　1949年初至1957年，經歷了土改、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按國家政策鄉村企業由私人逐步轉入集體，企業性質從私有制轉為集體所有制。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陳村各地全面進行的深耕改土，破壞了禾田表層肥土，從而導致甘蔗、魚類減產。公社建立后，陳村也曾建立花卉苗圃場，大量種植米蘭和茉莉花，出口創匯。1958年，陳村又成立了花卉苗圃場，種植的米蘭和茉莉花用作制花茶，年收購超過5萬公斤。因社員日夜在田間地頭深耕改土、挖河、修路等，沒有把花卉種植放到首位。此時，只有仙涌、石洲、莊頭、二龍、紺村、大都、潭村、登洲還有部分花農利用閑暇時間兼種花卉。

　　雖然當地花卉種植沒有中斷，但傳統的花卉種植技術卻沒有得到普及和推廣。1957年“大躍進”前期，弼教出現了民辦性質的園林中學。該校主要教授花卉種植技藝，當地人很多都來求學。現在看來，弼教這所園林中學是陳村乃至順德最早的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由于種種原因，該校三年之后停辦，所有教員只好遣散，自謀出路。從園林中學出來的不少學員，后來到周邊地區如廣州、中山、東莞、從化等地的園林場花卉場擔任師傅的職位。從這個時候起，弼教就出了不少花卉師傅。這些師傅的花卉種植技術高超，周邊地區的花場爭相重金聘請。

　　1958年是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各鄉經歷了從低級農業社向高級農業社過渡的階段。在新的形勢下，各農業社逐步暴露了不少新矛盾。如一個幾百戶的農業社，無論在土地、資金，還是人力調配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農業社集體經營方式非常單調，只能發展農業，工業、商業、副業等不能同時兼顧。這些實際問題成為大躍進中農業發展的障礙，致使陳村農民不能根據實際來大規模組織花卉果木的種植。

　　1960年后工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從1962年起，供銷社開始建立隊員駐隊制度。每個大隊派駐一人，其主要職責是幫助大隊發展多種經營。同時負責傳授農業種植技術，并解決種子種苗和生產資料，聯系產品銷路。在這種工作思路下，在各生產隊發展種養的新品種有荔枝、柑橙，鞏固和發展的種養項目有蔬菜、花卉、香蕉。遺憾的是，“文革”開始后不久開展批判“資本主義”思想、堵“資本主義”道路與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各地出現關閉工廠，打爛花盆種甘蔗的現象。鄉村企業一度受到很大沖擊，花卉種植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1966年生產上以糧為綱，各地普遍填塘種水稻。“文化大革命”期間，花卉生產被斥責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因此要砸爛花盆種甘蔗、水稻，以增加糧食產量。花農改業，花種散失，花市取締，花卉生產陷于停滯。陳村的花卉業又成了“封、資、修”的東西而受到批判，剛恢復元氣的花卉業再度陷入低谷。上級組織考慮到陳村這個千年花鄉的特殊性，就特許每戶限種15盆花卉，但多種一盆都屬走資本主義道路。為此，上級組織干部經常上門檢查。1978年后，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口號，鼓勵發展工副業，發展經濟，各地又辦起了不少工副業。陳村共有大小花園112個，全鎮種花收益300多萬元。

　　1974年，種養花卉仍被當作“封、資、修”看待。集體種花受限制，私人種花受打擊，花卉業奄奄一息。有的人多種，但為了逃避檢查，只好把蘭花之類的陰生植物藏于床底下。大家都不敢大力發展，更不敢拿出去公開叫賣。1975年有個別人開始種植傳統的家蘭，但不能自由進行交易，只能低價賣給花卉公司，否則就屬“投機倒把”。即使以每枝蘭花1元錢的價格賣給花卉公司，所得的收入與生產隊的工分錢相比，明顯高了許多。1976年，順德各地提倡“抓革命，促生產”，農業生產重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黨中央又發出了大辦社隊企業的號召，地方經濟得以恢復并逐步發展。此時順德除了生產農機和電機之外，還根據企業實際和市場要求，大力發展“花頭、磚頭、石頭、家具”即所謂“三頭一家”產業。陳村緊緊抓住了這次發展機遇，其中的“花頭”產業開始出現了較好的發展勢頭。此后多數花農開始發揚傳統，積極發展花卉種植，但種植面積不大。1978年，全鎮集體花園有四個，即弼教花園、仙涌花園、雙洲花園和龜崗花園，全鎮的花卉種植面積也僅260畝。如此少的花卉種植面積，其經濟收益的總量當然不會很大。只能說當地人先走一步，培育市場急需的茉莉花、米仔蘭等種苗，后來才逐漸種植銷路順暢的景觀花卉與桔果。這個時候，很多陳村花農是在房前屋后，自辟田地種植花卉。種植的米蘭及茉莉花，主要用來制作花茶，僅有少量花卉出口創匯。

（本文來自《陳村－中國花卉之都》）

（編輯：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