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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后，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

　　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或許可以稱以支持電視紀錄片《河/殤》為代表的倡導“海洋文明”的群體，在當時是“激進改革派”，至少對剛剛經歷過十年動蕩、封閉歲月的人們來說，他們的思想觀點頗具超前性，因而未必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是，就算是不同意他們改革思路的人，也不能否定，這個群體是改革的忠實支持者。

　　步入九十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大論戰在學界廣受矚目。兩派代表人物，不論是甘陽提出的“通三統”，強調中國文明的自主性，還是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對中國思想脈絡的分析，以及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思考；也不論是朱學勤著力研究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的異同、利弊及其對日后革命模式的影響，還是秦暉對民主、憲/政、法治的推崇，以及他對東歐各國改革的比較分析，在他們的宏觀視野下，其現實關懷可以說都著眼于中國的發展與改革。簡單而言，雙方的分歧并非要不要改革，而是對當下各種問題的成因有不同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改革路徑，也就有了不一樣的判斷與選擇。

　　總體而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如果說還存在對改革抱有疑慮的保守力量，那么，踏入九十年代，特別是最近十多年在經濟領域取得的矚目成就，即便仍有部分人冷對改革，他們也只能選擇默不作聲，而絕大部分人則衷心希望改革繼續進行。因此，可以說，改革在今天有著廣泛的社會共識。

　　改革開放走過三十年，在保持經濟高速發展態勢的同時，社會結構在經歷巨大改變后，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較為固定的社會格局，社會流動性因此逐漸降低——某程度上，改革的必要性正這于此。孫立平教授“中國不像拉美國家，面臨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轉型陷阱’”的話值得參考。在解釋“轉型陷阱”一詞時，他說：“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會逐步形成一種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們這樣漸進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這樣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維持現狀，然后希望把我們認為所謂過渡型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體制……。”在“基本利益格局形成”的今天，雖然既得利益者、群眾、改革倡導者等群體有可能發生變化，但這些群體已然成形則無可疑義，要辨別他們，也并非難事。

　　改革一般采取調整經濟、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會利益結構的方式，來實現其追求讓所有人得益的美好愿望。然而，事實證明，改革既可能由于意想不到的阻礙而不盡如人意，也可能獲得比預期更好的效果。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說改革前的預期目標一定要和改革后的實際結果相一致的人，無疑是沒弄清其中的邏輯關系，不懂得現實與理想之間常常可能存在差距的常識。此外，必須指出，假如以改革未必能形成良法良制為理由而拒絕改革，那么，隨著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原本看似牢固的利益格局很可能會出現崩潰性“解體”，絕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瞬間就會化作烏有。因此，除卻更不愿見到的革命，改革將是既得利益群體守護當下與未來利益唯一能依靠的“法寶”。

　　改革既然成為社會共識，那余下的就是如何與誰參與改革的問題了。有人認為，改革應該排除群眾的大規模參與，其擔心的理由是群眾的“集體無意識”容易導致社會動蕩。這種擔憂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看到群眾運動——在此，所謂群眾運動，可以理解為群眾參政論政——負面性的同時，群眾運動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也是歷史上所常見的，甚至是一個公民社會成形的重要標志。此外，盡管勒龐在《烏合之眾》里對群眾運動的弊端有十分精辟的心理學分析，但在我看來，他并不全然否定群眾運動的必要性，而是希望我們警惕民粹主義式的群眾運動——這種帶有很大盲從性、極端性的運動才是導致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而非群眾運動本身。

　　雖然改革主導權更多時候掌握在上層決策者手中，但社會主要群體——民眾——的廣泛參與，才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不難理解，由上而下的引導讓市民對改革有更深入而理性的認識，但同樣不能忽視由下而上的反饋，為決策者提供了改革的智力支援，使出臺的政策更完善，合乎社會需要；對政府而言，市民的參政論證既是一種鞭策，又是其掃除障礙，堅持改革的力量之源。因此，改革若要取得好效果，民眾的參與，無疑要貫穿在改革過程的始終。

　　改革與維穩的關系說到底是一個改革應該采取何種方式進行的問題。“震蕩療法”與漸進改革的對比分析多矣，一般認為，“震蕩療法”雖然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社會要為此付出諸如經濟秩序陷入混亂等代價；而漸進改革在速度上則較為緩慢，但變動基本都在有序、可控的范圍內進行，不會對社會穩定有大的破壞作用。從實際經驗看，漸進式改革無疑符合“國情”。

　　在肯定漸進式改革的前提下，需要指出，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實際上與倡導改革者需要具備進取心態、不能畏首畏尾的說法并不矛盾。首先，在作出一項行動或決策前，改革者都會考慮其可行性問題，假如明知政策存在明顯的弊端，仍堅持推行，那么這并不叫改革或冒進改革，而是破壞。其次，許多時候，改革者深知某項政策對社會有利，但由于社會輿情、傳統風俗等原因，而不敢推行，這時候，就需要改革者有進取的精神，敢于突破陳規，唯此，改革才能繼續進行。再次，循序漸進可以理解為是宏觀層面的，指的是改革步驟，而進取精神則是微觀層面的，指的是某項政策的推行；也就是說，改革要堅持循序漸進的方式，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要有進取的心態，為改革更好地落實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過去單一的利益格局發生了變化，社會逐漸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新格局。利益多元化并非壞事，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分歧，往往會導致許多沖突與矛盾。如何化解它們？問題不在利益，因此不需要重新回到“利益單元”的時代，需要的是改革，完善各項制度，讓市民參與改革，社會組織得到發展壯大。多元哪怕是相沖突的利益倘若能夠在持續不斷的改革中得到重新調配，逐漸趨向合理，那么，維護社會穩定的藥方也就找到了。以此觀之，今天中國最該擔心的不是利益多元化、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而是改革共識的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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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