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提出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指出了社會組織改革的方向。對于社會組織的能力發展和社會公信力建設而言，法律監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等外部監督機制，都只能作為對觸犯法律底線的補救機制，如果沒有每個社會組織為自己負責的責任機制，不可能真正達到有效治理。

　　社會組織如何才能為自己負責？

　　首先，社會組織的自我責任必須是基于治理決策權的責任。如果決策權不在正式治理結構之內掌握，隱性決策起關鍵作用，形成責任主體無權決策、決策者不承擔法律責任的情況，社會組織就不可能是負有自我責任的，從而不可能是負責和有效的。

　　目前，社會組織的權責不清，最主要表現為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在注冊登記的社會組織中，由于管理體制對業務主管單位的要求，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介入深入日常決策。更有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由業務主管單位直接設立，成為政府行政目標的執行者。除此以外，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由于政府經常在過程中隨時變動、直接指導，使合同關系變成雇傭關系，購買所應具有的優勢并未發揮出來。

　　政社分開是建立權責明確的社會組織體制的關鍵要素，既包括組織形式上的分開，也應該包括行為權責上的界分，其核心是社會組織決策機制的獨立自治。典型實踐如廣東省早在2005年實行的行業協會“五自四無”標準，即“自愿發起、自選會長、自籌經費、自聘人員、自主會務”，“無行政級別、無行政事業編制、無行政業務主管部門、無現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兼職”，實現社會組織徹底的民間化和自治。

　　（作者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記者蔣云龍采訪整理）

（編輯：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