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類社會組織發展很快，但是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需要相比，我國的社會組織在發展中還存在許多問題。近年來一些地方黨政部門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中勇于探索，他們的經驗和做法值得總結和推廣。

　　突破雙重管理的體制障礙，探索建立統一直接登記的新體制。去年以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十多個省市陸續宣布在體制上先行先試。廣東省自今年7月1日起除教育、衛生等須前置審批的少數類別外，對所有社會組織實行民政統一直接登記。

　　轉移政府職能，加大購買服務力度，向社會組織開放更多的公共空間。順德市通過建立大部制將41個黨政部門合并減少到16個，去年11月廣東省在25個縣推廣順德經驗進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試點，將原有的400多項政府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同時政府撥付財政專項資金，用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

　　建立孵化機制，形成培育社會組織健康成長的支持體系。上海、南京、無錫、深圳等地近年來探索建立公益組織孵化機制。北京、南京、深圳、廣州、鞍山等地，也有數十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正在建設。

　　發展多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形成黨委領導下社會協同的多元生態。重慶巫溪、河北肅寧、遼寧鞍山等地，基層黨政部門注意發展多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努力在黨委領導下形成社會協同的多元生態，探索形成以社會組織為主體的群眾訴求表達機制和社會矛盾化解機制。

　　加強評估問責，建立多方參與、齊抓共管的社會組織監督管理體系。民政部和各級政府登記管理機關不斷加強和完善社會組織評估工作；媒體和新媒體帶動了全社會參與的問責體系建設；北京、廣東等地通過發展樞紐型組織推動人民團體參與社會管理創新；云南省探索民政部門與外事部門協調配合的境外在華社會組織雙備案制。

　　這些探索突破了我國現行管理體制的束縛，呼喚中央在制度上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和推進，呼喚我國社會組織管理的三大條例盡快出臺。

（編輯：小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