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把日常監督實實在在做起來，精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對于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具有重要意義。

　　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基礎也是關鍵。順德區紀委監委牢牢把握監督這個首要職責，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在用好第一種形態上不斷深化，使監督更加聚焦、更加精準、更加有力。2019年1-11月，順德區紀委監委運用第一種形態處理568人次，占運用“四種形態”處理數的63%，運用第一種形態教育、管理、監督黨員、干部趨于常態化。

　　從本期起，順德區紀委監委聯合順德城市網推出《用好第一種形態 加強日常監督》系列報道，展現各單位運用監督執紀第一種形態取得的成效，進一步加強黨員干部對運用第一種形態“既是嚴管也是厚愛”的認識，讓紀律和規矩意識深入人心。

　　公安隊伍作為維護和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主要力量，如何確保這支紀律鐵軍工作到位、作風優良、嚴守紀律“紅線”，真正管住從“好同志”到“階下囚”之間的空白地帶，順德區公安局黨委、區紀委監委駐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著眼于建立有利于干部敢抓敢管、有利于各級黨組織擔負主體責任的制度，通過用好用實第一種形態，強化日常監督，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級級落實責任，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警。據統計，今年1至11月以來，駐公安局紀檢監察組運用“第一種形態”共處理48人次，其中違反工作紀律26人次，違反廉潔紀律13人次。

落實主體責任，形成最廣泛的監督觸角

　　“簡單來說，領好班子帶好隊伍，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順德區副區長、區公安局局長陳志雄表示，區公安局嚴格落實黨委約談機制，制定《黨委約談工作規范》，采取上級黨組織約談下級黨組織負責人、集體約談、紀檢監察組約談部門負責人等方式落實主體責任。此外，區公安局每年上、下半年召開黨風廉政建設專題會議，層層簽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層層壓實主體責任。

　　據區紀委監委駐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組長、區公安局紀委書記周友根介紹，區公安局不同于其他部門，不僅監察對象群體相對龐大——民警3200多人（約占全區公務人員的一半）、警輔人員6000多人；而且人員編制成份相對多樣，包括警察、雇員、輔警、治安員聯防隊員、工勤等類型，這是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開展日常監督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因此，我們緊盯關鍵少數、關鍵環節開展日常監督，同時用監督責任來倒逼主體責任的落實，以形成最廣泛的監督觸角。一方面聯動紀檢、督查、審計、信訪，推動監督執紀一盤棋；一方面充分調動公安多部門、多警種，從區局層面到基層所（大隊）、中隊，建立三級監督機制，解決了監督范圍廣監管不到，人員多監管不力，勤務多監管不細的問題。”周友根說。

集體約談讓“紅臉出汗”更“麻辣”

　　為更好發揮運用第一種形態的效果，順德區公安局黨委、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將集體約談與單獨約談相結合，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

　　“約談就是要讓‘紅臉出汗’來得更‘麻辣’、更熱烈一些，集體約談的方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标愔拘壅f。

　　今年節日安保期間，陳志雄帶隊檢查時，發現了某鎮街派出所黨委班子存在執行戰時紀律務走樣變形的問題，違反警務工作紀律。參考公安局紀檢監察組的意見，經黨委研究，決定采取黨委集體約談下級黨組織的形式進行。“當時的集體約談是直策要害，我相信被約談的黨委班子成員，沒有一人后背不滲出汗水?！敝苡迅硎?，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第一種形態要成為常態，但絕不能因其常態而蜻蜓點水，不痛不癢。必須要用真刀真槍解決問題，彰顯黨紀的嚴肅性，體現黨內政治生活的鋒芒性和戰斗性。

　　“越是關鍵時候，越是要用鐵的紀律來保證。這是我們第一次開展集體約談，事實證明，效果非常好。這種莊嚴的約談形式，‘紅臉出汗’的教育效果非常明顯，對涉事黨委班子以及其他基層所隊黨組織起到了很好的警示震懾作用?！标愔拘壅f。

澄清正名，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積極性

　　2017年，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接到群眾舉報，稱某基層中隊一名民警在查扣電動車時收受賄賂500元。經過調查，舉報人承認自己為打擊報復而捏造了該民警收受賄賂500元的事實。然而真相的水落石出未徹底消除該事件對該民警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區駐公安局紀檢監察組為了還該民警一個清白，特意召開會議進行說明和澄清，最大限度地消除負面影響，解開了該民警的“心結”，也讓他放下了“思想包袱”。

　　今年8月，駐公安局紀檢監察組獲悉區公安局某基層中隊民警因對中隊工作安排不滿，在微信工作群內發布不當言論，利用侮辱性言語攻擊中隊領導，造成不良影響。在面對面初核處置過程中，區公安局紀檢監察組發現該民警反映的情況中，關于該中隊領導違反勤務紀律的部分屬實。為避免矛盾擴大化和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工作方針，在仔細研判準確定性量紀的基礎上，先后采用了“全區通報批評”“責令公開賠禮道歉”“召開組織生活會批評幫助”以及提醒談話、誡勉談話多項組織措施對該問題線索進行處置。

　　“我們沒有簡單的以‘各打五十大板’提醒或誡勉了事，而是針對具體問題具體處理，對于反映情況失實部分在組織生活會上予以澄清，對于屬實部分則要求該中隊領導予以說明，同時，針對該民警惡意舉報的行為，我們也對他進行了誡勉談話。”周友根表示，這些措施的綜合運用既有力回應了該民警的關切和訴求，又對其自身及中隊領導的違紀行為進行了制止和教育挽救，維護了紀律和隊伍團結，堅持了紀理情相結合，讓雙方心服口服。后來，在組織生活會上，該民警與涉事中隊領導互相握手致歉，表態整改。

　　“對于受到不實舉報者，我們會通過召開組織生活會澄清、向單位黨組織進行說明等方式為其澄清正名。同時，對于惡意舉報者，我們也要予以處理，堅決打擊這股歪風?！敝苡迅f，把嚴管和厚愛落到實處，保證所有干警遇到誣告時能夠得到及時的澄清，打消干部顧慮，消除不良影響，激發干部敢于負責，擔當有為。（李積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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