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順德發生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不是單純的社會改革，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一著。這一改革是要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由政府向社會轉移部分管理服務職能。這一改革一旦成功復制，將使中國的政治文明取得巨大跨越，解決高速發展下“中國模式”面臨的政治問題。如果說1992年“靚女先嫁”的產權改革解決了市場主體不明晰的問題，那么這次改革要解決的是市場體制與政府、社會的關系問題。

　　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眾多的社會問題，當下人們最關注的有貧富分化、政府腐敗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會帶來社會的分裂，階層之間的對抗。解決這類問題有兩類模式，一是重拾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管理方式，利用政府目前仍較強的權威，對政府內部以“搞運動”的方式清除腐敗，對社會服務則“大包大攬”，事無巨細地管起來；第二種則是順德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式——政府從不該管，管不好的社會服務上退出來，讓社會實現一定程度的自治，釋放出社會自身擁有的創造力和自治能力。

　　前一種見效快，因為其思維和方式是來自人們熟悉的計劃經濟時代，但問題是缺乏可以依據的法理，容易陷入“人治”怪圈，政府權力過于集中，一方面以公權力清除腐敗，另一方面也容易導致公權力腐敗；后一種則需要政府具備“自我革命”的勇氣，將除了大政方針制定、監督及關鍵領域管理以外的權力交給社會，并以立法進行保障。這一社會管理創新信任人民群眾能把自己的事逐步辦好，但需要參與各方“在游泳中學習游泳”。這一方式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靈活、多元的特點，雖然有一定的風險但最終可以分散風險，讓公權力和社會更穩固。

　　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式，目前看來至少可以在三個方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是降低改革的決策成本。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逐漸成形，其公共參與意識也越來越強。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大到城市改造，小到“限摩”的種種政府決策常常會觸碰到社會敏感的神經，引來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彈。為了規避政治風險，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往往只是走走過場。順德建設“小政府大社會”，推行“公共決策咨詢”，在公眾政策出臺前交給專業人士、利益相關方等去討論，向公眾公布討論的過程，既收集了建議，又讓很多重要的利益群體得到表達的渠道，有效減少推動區域發展中的利益群體障礙。

　　二是劃定政府行政邊界，讓政府集中精神做好政策制定和監督工作，讓社會組織擔負更多的服務職能。按照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管理體制，政策制定、執行、監督都抓在政府手里，政府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終日糾纏在日常事務里騰不出手來做制度性的設計。以順德為例，大部制改革后，手里握的各類行政職責沒有變，部門卻減少了，公務員紛紛反映負擔重，賦予部分的地級市權限后，更是百上加斤，小到電梯、鍋爐的檢測都是政府部門親自管，隨著經濟總量、人口發展，這種管理方式必然難以為繼。順德為此明確劃定政府行政邊界，培育法定機構和社會組織承擔政府轉讓出來的社會服務的職能，在上一輪改革的“政企分開”后，實現了“政社分開”。

　　三是解決政府權威在市場體制下受到削弱的問題。在順德，有干部說這次改革一旦成功，“民告官”將可大大減少。何解？原因是政府一旦做好主業——制度設計，實施監督，目前常常引發矛盾的“執行”環節就交給社會組織負責，接受包括政府在內的多方監督，這樣因為各類小事“民告官”的自然大大減少。不僅如此，目前威脅政府權威的幾類情況都可以從這次改革中得以切割：一是政府在協調利益群體矛盾時眾口難調，社會問題久拖不決；二是權力集中導致腐敗或者公眾對腐敗的臆測，使政府威信受到損害；三是事業單位、群團組織、國有企業的不規范行為。只有使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規則制定者權威性不受損，各類交易活動的違法違規行為才能得以抑制。

　　歸根到底，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從政府、市場兩頭主導走向政府、社會、市場三方博弈，從集權式領導走向參與式民主。在這場改革中，順德難免面臨來自政府內部剝離部分權力的反彈，與上級部門不銜接引起的反彈和社會上希望恢復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管理方式的保守勢力的反彈。但是，一旦順德走好這條改革之路，廣東乃至中國都很可能找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癥結所在，“中國模式”將獲得更強的生命力。而歷史將在這一關鍵時刻再次記住改革者的名字！

（編輯：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