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農業科學的發展

　　（一）養魚、種桑的發祥

　　兩龍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的主要發祥地，而歷史上桑基魚塘的成功，為廣府、為嶺南的經濟與文化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桑基魚塘是種桑、養蠶和養魚三者之間的連環生產體系。是利用桑葉飼蠶，蠶沙(蠶糞)落塘作飼料，塘坭戽上基面作桑肥，做到循環利用的科學和自然生態的農業經營方式。注：（上世紀70年代，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曾派出專家來到珠江三角洲考察，認為桑基魚塘是一種“循環利用的科學和自然生態農業經營方式”。）

　　據歷史記載，珠江三角洲早在二千年前的兩漢期間，就已有種桑、飼蠶和絲織生產記錄。唐代，種桑育蠶生產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據北魏《水經注》記述，當時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已出現了“高則桑土、下則沃衍”，“田稻再熟、桑蠶五收”的情景了。

　　不過當時桑地面積估計不會很大，也較為分散。

　　然而，隨著嶺南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市舶司的設立，外國及各地商人都相繼來廣州貿易，販運絹絲，使蠶桑業的生產逐步得到發展。

　　從兩龍的地理發育看來，養魚可能比種桑更早，因為這里在漢代前已形成了不少沼澤，于是圍海筑塘，“堵河筑堰養魚”有可能在這個時期出現。直至近代，我們從一些魚塘的塘底中還發現過有粗大的樹干，當地群眾稱為“沉柴”，也在魚塘中發現過海船殘骸，這都說明這里過去是由沼澤或河海筑堰而成的魚塘。在當時，由于地勢低洼，水患嚴重威脅著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活，先民在生產實踐中，因地制宜地把低洼的土地挖深為塘，將泥土復于四周為基，這種“鑿池蓄魚”的農田建設，既可收到地盡其利，又可收到降底地下水位，有利于生產的目的。

　　由此看來，兩龍種桑養魚的出現，應在宋代之前，而宋代則是兩龍桑基魚塘進入穩步發展階段。

　　北宋徽宗年間，修筑成規模宏大的“桑園圍”。雖然文獻沒有詳述圍內桑地的生產情況，但既以“桑園”作為命名看來，在未筑堤圍前，甘竹、兩龍等地應占有一定比例的桑地。接著從南宋迄明的200年間，兩龍又經歷了中原人口南遷，隨著人口繁衍，勞動力增加，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加快了基塘與水利的建設。

　　據明萬歷《廣東通志》載：“永樂四年…..龍江、龍山兩堡土蠶絲稅銀每擔六錢，當納銀二十五兩”。這就說明，這個時期兩龍生產的土絲已成為朝廷賦稅的基本稅源，如果按照數字伸算，當時兩龍每年生產蠶絲約有5000多斤。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珠江三角洲爆發了黃蕭養起義，當起義隊伍圍攻龍江時，龍江人“遂于東海口借木樁以為阻，次將南畔、新開、石龜等涌口填塞，積水作城一道；又于沿村魚塘疏通作水城二道，以作防守”。（《龍江鄉志》）從這段文字記載看來，說明當時龍江沿村已是魚塘毗連分布，稍作疏通，便可連成一片。

　　當然，其時兩龍的耕地面積遠未有今天廣袤，因為大量的沙、海、塱、塹等洼地還未得到開發，除了有一定比例的稻田之外，其余也并不盡是桑基魚塘。我們從兩龍過去的一些耕地曾有過三稔基、荔枝基、龍眼基、九株龍眼樹等稱謂看來，說明當年兩龍應有過果基魚塘的生產布局。其實，在明代，龍江人仍把舊蒜頭、大薯列為特產。諺云：“龍江三件寶，蒜頭、大薯、禾桿草”。的確，明代南畔一帶（又稱沙田），不少人是以種植大蒜為業的，隔海在明末時則以種植大薯馳名。

　　（二）桑基魚塘的全面推進

　　兩龍桑基魚塘連環生產體系的全面推進，是在明中葉開始，其中分為兩個歷史階段。

　　明中葉以來，遠在歐洲的葡萄牙人航海技術發展很快，他們不遠萬里，以航船來到南中國，并乘機“租”占了澳門，由此開通了往里斯本等歐洲各國新的“海上絲綢之路”，把華南地區的蠶絲，糧食、茶葉、陶瓷等產品推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隨著蠶絲的需求大增，絲綢價格出現飚升，于是，桑基魚塘的經營產生了豐厚利源。對當時種桑育蠶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算過這樣的一筆經濟賬；“桑時一月一摘，摘而復生，月可得葉五百斤，蠶吃之得絲四斤，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既可充十口之食矣”。利益趨之，珠江三角洲由此掀起了一輪棄果種桑、廢稻樹桑的熱潮。而在這一熱潮中，順德的兩龍、甘竹以及南海的九江行動最快，把原有的果基、菜基改植桑樹，使原來的果基魚塘、菜基魚塘變成了桑基魚塘。到了明未，桑園圍內的兩龍、甘竹、九江等地的桑基魚塘有了大幅度增長，而且連成一氣，蔚為大觀。

　　對此，清代的《雷塘庵主弟子記》有如下的一段記述；“…..順德縣界之桑園圍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數十萬，田地一千余頃，種植桑樹以飼春蠶，誠粵東農桑之沃壤也”。

　　清初，隨著社會與政治的基本穩定，社會經濟有所恢復，農業生產也得到復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封閉了福建漳州、浙江淀海和江蘇云臺山等港口，廣州便成為了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外國及國內商人集中廣州從事貿易，競購生絲和絲織品，使珠江三角洲的絲價又一度揚升。絲價的揚升，為珠江三角洲蠶桑經營又帶來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在利益的驅動下，再次掀起種桑育蠶的新高潮。

　　當時，兩龍的果基、菜基早已改為桑基了。不過，在這機遇中兩龍卻出現了一場“棄田種桑”、“棄田筑塘”的大行動，人們除了把田地改為桑地，還把低洼的田地深挖成魚塘。本來，兩龍就有過把洼地深挖成塘的傳統，而在清代，兩龍人卻果斷、徹底地把所有田地也挖為魚塘。據嘉慶年間的《龍山鄉志》說，龍山過去是“鄉田倍于塘，近以田入歉薄，皆棄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頃”。這樣，又經過數十年不斷的“棄田筑塘”改造，到了道光年間，原有的百頃田地也不復存在，龍山已出現“民舍外皆塘”。（《龍山鄉志》）而龍江也從“舊原有田，今皆變為基塘”， 而“鄉無耕稼”了。（《龍江鄉志》）

　　就是說，以種桑、育蠶、養魚相結合這一自然生態有機結合的經營方式，在兩龍已經全面實現。

　　對當年兩龍的桑基魚塘生產情況，晚清詩人張琳在其一闕《龍江竹枝詞》中有過生動的描述；“剝繭茅寮在水邊，柔桑墻外綠含煙，魚蠶畢竟收成好，十畝基塘勝種田”。

　　在這一歷史性變革中，順德除了兩龍、甘竹，還有沙滘、勒流、杏壇、均安、桂州等鄉、堡也積極參與了棄田種桑行動，使順德桑基魚塘經濟作物地區有了大幅度的擴展，成為國內三大蠶絲產地之一。鴉片戰爭后，蠶絲的應用更為廣泛，價格再創出了歷史新高。蠶桑經營已“十倍禾稼”，并出現了“一船蠶絲去，一船白銀返”,（清.咸豐《順德縣志》）的歷史繁榮。